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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统考察了1942-1943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贯彻“把敌人挤出去”战略的创新实践。面对日军残酷的“蚕食”政策，晋绥边区军民创造性地发展出以武工队为核心、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抗战范式，成功扭转了被动局面。这一实践不仅验证了持久战思想的科学性，更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敌后斗争经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战略智慧，把握军事思想的实践价值，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941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在晋西北根据地，日军实施疯狂进攻，使根据地陷入空前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日军在两年内连续推行5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总力战”。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间，对晋西北发动大小扫荡30余次，累计达400天，新增据点70余个，总数达250余个。日军控制范围由“点线”扩展为“面”，根据地面积缩小1/3，人口由150万锐减至不足80万，第八分区最严重时仅存17个村。
日军实施“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村庄只剩残垣断壁。1942年又遇大旱灾，部队粮食不足，以黑豆、麦麸维持。同时，疟疾、痢疾等疾病流行，药品严重短缺，不少部队出现夜盲症。
日军进攻不仅造成根据地军民生存困难，更严重阻碍了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联系，使陕甘宁边区直接面临威胁。这种军事压迫、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的多重困境，将晋西北根据地推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困境，恰恰为“挤敌人”策略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必要性——唯有通过系统性、创新性的斗争方式，才能突破敌后抗战的困局。
1942年春，晋绥分局领导人贺龙、林枫等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期间，向党中央汇报了对敌斗争的情况。10月初，召见晋绥分局副书记林枫，指出：“现在你们的党委就驻在黄河边上，地区人口缩小到不足100万人了”，“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敌人挤出去？”“当前晋西北的任务，就是把敌人挤出去！”10月中旬，林枫从延安回到兴县，向晋绥分局和军区领导传达了关于发动群众、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大家都深受鼓舞。为了使干部深刻理解指示的精神，晋绥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10月31日，又电示林枫：“晋西北只有人口70万至100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士第）、甘（泗淇）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再缩小前途甚坏。”
11月4日，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召开了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地委、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会议一开始气氛就非常热烈。林枫主张以“挤”为主，即通过政治渗透、经济封锁和群众动员逐步瓦解敌人，强调“巩固根据地”优先。周士第则认为需结合“打”的军事手段，主张集中兵力歼灭孤立据点之敌，以快速打开局面。贺龙在总结时强调：“挤是目的，打是手段，必须让敌人寸步难行。”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提出“把敌人挤出去”，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有些干部为了深刻领会“挤”字的含义，互相肩膀靠肩膀，你挤我，我挤你，仔细琢磨推敲，展开热烈讨论。12月5日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动群众，这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政军民的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敌人。
会议结束时，恰逢从华中返延安路经晋绥。他了解到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和晋绥边区的部署后，特地于12月9日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强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群众工作搞不好，“挤敌人”也“挤”不好。同样，群众工作搞不好，政权工作、党的工作、部队工作也搞不好。他在详细谈了晋绥地区发动群众的任务之后，又介绍了华中地区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的指示，使与会干部对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深了对指示的领会，直接地推动了“挤敌人”斗争的开展。
高干会议之后，吕梁各分区的领导干部满怀信心地带着、的指示和晋绥分局的决定，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变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晋绥第三、第八分区的领导在会议期间，还根据晋绥分局的指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在军事上，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和“扫荡”，采用很多方法，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挤”到碉堡里，并争取“挤”掉敌人三分之二的据点。“挤”掉据点的方法是：第一，包围孤立，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第二，相机乘虚袭占之；第三，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之；第四，形势需要、条件可能时，集中兵力攻占之。在经济上，坚决打击敌人对吕梁根据地资财的掠夺，破坏敌人对敌占区人民施加的沉重捐税；严禁伪币在根据地内流通，以稳定农币在吕梁区内的地位；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在思想上，肃清亡国思想、奴隶思想、苟安思想和失败思想，坚决地和敌人斗争到底！
为了打破敌军“蚕食”进攻，从1941年夏季开始，各抗日根据地即普遍组织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对敌伪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自1942年起，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并推广了武装宣传队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从此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便广泛组织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创了反“蚕食”斗争的新局面。
在晋绥边区，武工队创建于1942年6月。6月10日，晋西区党委发出《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6月下旬，晋西区党委和晋西北军区确定以反“蚕食”斗争为全边区军民的中心任务，同时决定由党、政、军、民配合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当月，即抽调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283人，共组成包括军区及各军分区在内的15支武工队。每支武工队配备1个排至1个连的兵力，总计1079人。当武工队挺进敌占区和边沿区以后，即在部队掩护下做出详细的调查摸底，掌握敌情，逮捕首要的汉奸、特务和“维持”分子。同时发动群众摧毁伪组织、伪政权，选举村干部和恢复抗日政权，整理和建立民兵组织。
12月5日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中特别指出：武装工作队是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是“挤”敌人的先锋，必须大量扩充建立；除原有的武工队外，主力部队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游击队抽出二分之一的兵力组织武工队。队长、政委须选派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比较丰富，政策水平较高的营以上干部担任。各分区根据晋绥分局《关于加强对敌斗争指示》的精神，将武工队作为全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结合真实的情况，决定武工队的数量由原来的15个扩大到37个，并派出39个主力连、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进行活动。根据不一样的情况，有的以班、排为单位，直接归武工队指挥，有的集结于适当位置作机动配合。根据1943年1月军区制定的计划，决定以敌人在根据地内占据的离岚、忻静、五（寨）三（岔堡）3条公路和第八分区交城以西的山区为“挤”敌人的主要方向。
在离岚公路沿线支武工队实施作战。其中西侧8支武工队从西面和西北面向公路沿线支武工队从东面逼近敌据点。主力部队第8团第一营驻守招贤镇、万安坪，第716团第二营和第三营驻守任家坡、寨上村，特务团驻界河口，形成对敌据点的全面策应。同时，第五、第六支队和游击大队各一部向文水、汾阳边山及太汾公路发展，确保每个据点周围都有武工队活动。
武工队的工作方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以秘密渗透为主，通过“维持敌人，大家受穷”等宣传口号，调查敌情并教育群众；第二阶段重点打击“维持会”，提出“减少维持，减少负担”的口号；第三阶段则公开抗日旗帜，彻底摧毁伪政权。离石武工队的实践就是典型例证，在阎志诚带领下，经过长期艰苦工作，最终成功改造10个伪村政权，在3天内拔除3个敌据点。
随着斗争深入，武工队组织民兵和群众切断敌人补给线，使日伪军困守据点。当时流传的歌谣“远看像一座坟，近看有窗门，里边听到鬼叫声，推门一看是日本人”，生动反映了敌人的窘迫处境。这种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斗争策略，充足表现了武工队工作的系统性和实效性。
晋绥各分区经过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周密部署，“挤敌人”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与半年前“反蚕食”斗争相比，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直将敌人“挤”到原来的老据点和交通线公里以内。为此，又特地发来电报，鼓励和鞭策晋绥边区抗日军民，要乘胜前进，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并且强调指出，在每一处打胜仗以后，要提高警惕性，防备敌人的报复。在党中央和的指示与关怀下，晋绥边区抗日军民取得了“挤敌人”斗争的一次又一次胜利。
1942年10月，日军在交城山区的岔口、芝兰建立据点，驻守一个中队日军和伪军小队共100余人，控制了第八分区的中西川、东西葫芦川等战略要地，并在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村庄建立了“维持会”组织。晋绥分局和军区对此格外的重视，经中央批准，任命罗贵波为第八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制定了四维作战方案：军事上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政治上发动群众反奸反特；经济上实施移民断供；战略上形成平川山区联动。
1. 初期作战行动：1943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二），第六支队两个连在石沙庄设伏，成功歼灭日军、伪军共28人。战后群众将13具日军尸体送回据点，给敌军造成极大心理震慑。敌军随后组织报复，但在民兵昼夜袭扰下被迫撤退，途中又损失4人。
2. 全面围困阶段：武工队提出“停止维持，谁维持谁是汉奸”的口号，一方面罪大恶极分子，一方面争取部分“维持会”人员自首。同时实施移民政策，3月5日夜“维持会”人员全部逃离。3月10日凌晨，我军突袭据点，击毙日伪军40多名，生俘23人，缴获重机枪1挺、掷弹筒2个、步枪30余支。
民兵英雄段兴玉带领小组在敌军取水点设伏，先后击毙8名日军。他们创造性地使用“榆木炮”和鞭炮制造机枪射击假象，使敌军陷入无水、无粮、无眠的困境。武工队还发展出改造“两面政权”、利用敌情报网等多种斗争方式。交西民兵崔三娃组织的“移民中队”神出鬼没，用地雷和“榆木炮”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
第八分区军民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摧毁了214个自然村的“维持会”，恢复或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拆除了敌人的特务网，挖掉了敌人的耳目。部队共进行战斗145次，消灭日伪军369人。其中主力部队于4月23日乘敌不备，长途奔袭汾阳城郊的大营盘，出奇制胜，击毙日军80余名。第八分区民兵在战斗中日益强大，1月至3月共对敌行动313次，毙伤敌63名，俘伪军12名，缴步枪15支，捉汉奸98人，解救被抓民夫720人。至此，基本上扭转了交西山区的严重被动局面。
岔口、芝兰敌据点的“挤困战”，是在晋绥边区抗日军民贯彻执行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的热潮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对敌斗争积极性。正如周士第指出的那样，人民群众“在执行毛主席这一方针时，所表现的积极性和智慧，真是令人感动。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靠近敌人据点的村庄，每到晚上都能听到‘走！挤敌人去’的呼唤声；都能够正常的看到民兵和广大群众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埋地雷、破路、割电线、开展政治攻势等活动。‘挤敌人’成为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最熟悉、最活跃的口号，成了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广大群众想了许许多多巧妙的办法对付敌人，针对着敌人的政治欺骗、军事进攻、经济掠夺、文化麻痹开展斗争，取得了很多胜利”。八分区“挤敌人”斗争胜利的消息也不断传到延安。1944年9月30日，致电吕正操、林枫：“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实践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思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敌后抗战实践范式。这一范式以持久战理论为指导，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军事斗争、政治动员、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综合施策，将敌人的活动空间逐步压缩，最终实现战略反攻的有利态势。在指示中特别强调的“挤”字，不仅是一种战术手段，更是一种战略思维，要求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领域对敌人实施全方位挤压。晋西北军民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精髓，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敌后抗战道路。
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间，晋西北军民贯彻“把敌人挤出去”指示取得了显著战果。在军事层面，共开展战斗1277次，毙伤敌伪6100余人，攻克据点9个，破坏敌军交通线余里。在政治层面，建立村级抗日政权214个，发展民兵组织555个，动员群众10万余人次参与对敌斗争。在经济层面，成功切断敌军补给线余条，破坏敌军通讯线余里。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证明了“挤敌人”战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在甄家庄歼灭战中，我军以少胜多，创造了敌后抗战的经典战例，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晋西北贯彻“把敌人挤出去”指示具有鲜明的创新特征。在战术上，创造了“敌进我进”的主动战术，改变了以往被动防御的局面；在组织上，形成了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位一体的作战体系，实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的有机结合；在方法上，探索出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将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军事思想的内容，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晋西北的“挤敌人”斗争具备极其重大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它不仅在理论上验证了战略思想的正确性，在实践中也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样板。通过这一斗争实践，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军政干部，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44年9月，专门致电要求推广晋西北经验，强调要“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这充分说明，晋西北的斗争已经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敌后抗战斗争范式，标志着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战进入从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转变的新阶段。“挤敌人”策略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军事胜利，更在于其提供了一种“以弱制强”的敌后抗战模板，为军事思想增添了实践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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